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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陆丹:中国社会科学“升级换代”需要文化自觉

 

本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30日第590期

 

  【核心提示】比照中国的独特发展成就,中国的社会科学仍难脱“在中国的西方社会科学”之讥。例如,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尚缺乏完整规范的学术训练、严谨善意的学术争鸣和科学有效的学术评价,缺乏有针对性的跨学科知识训练和实证方法习惯,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对这一伟大成就的学术阐释和理论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多年来在学科建 设、人才队伍、研究成果等方面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比照中国的独特发展成就,中国的社会科学仍难脱“在中国的西方社会科学”之讥。例如,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尚缺乏完整规范的学术训练、严谨善意的学术争鸣和科学有效的学术评价,缺乏有针对性的跨学科知识训练和实证方法习惯,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三种能力缺失制约中国社会科学发展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三种能力的缺失密切相关。
 
  一是缺失处理社会理论与社会事实相结合的能力。社会科学是随着近代以来工业革命带来人类思维范式的转换和应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经济机遇与社会失范而产生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西方工业革命后形成的社会结构、社会事实具有总体性关系。换言之,其理论的建构可以还原到其地方性经验。但是,面对西方号称普遍性知识的推广,我们要清醒甄别该理论同质性价值之外的异质性陷阱。在中国,最初将西方社会科学引进中国的先导者,如严复强调遵循“科学的律令”,吴文藻提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实际上,很多时候社会科学在涉入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过程时,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问题,遵循的却是价值选择原则、革命法则,以及这种急迫选项后隐藏的更大的不确定性。这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界惯性地倾向于把引进别人的社会科学理论当作指导本土社会变革的规范,而不是在正确辨识某种理论的本土适用性条件下解决自身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工具。对于西方社会理论,中国社会科学一直缺乏“甄别”适用的精力和勇气,对于中国社会事实,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迄今仍缺乏俯身面对、诚恳务实的态度,缺失客观应对的能力,本应可能补充中国传统学术之缺失的“纳西学以自广”变成了“以西学变中学”,由此也就无法落实中国社会科学本应履行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术刀”功能。
 
  二是缺失整合相关系统以形成自主学术生态系统的能力。西方社会科学从自身学术传统中长出,与西方社会发展有着内生的总体性关系,在国家、社会、市场的关系上,以及大学、科研机构、成果发表与转化、学术评价体系的组成中,构筑了相对完整的学术生态链,体现了实证传统与实践关切有机互动。中国社会科学在历史起点上落后于西方社会科学是个客观事实,从深层次上看,这种落后不只是由于时间上的晚发,而是学术规范上的不足,比如在整合相关系统以建立跨学科的知识能力训练和体系化的规范学术训练,建立相互支撑又相互制衡的知识生产、应用和标准评价体系上是如此,而在建立与本土社会(中国社会)各系统的内生性关系这个社会科学“安身立命”之本上的偏差更是如此,而后者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建立相对独特性的学术生态系统,摆脱长期依附西方社会科学,实现自主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西方学术的某种依赖性,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试图推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以及由此而派生的中国社会各系统对西方经验和技术的崇拜相关,也与中国学术传统迭经外力而断裂,以致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始终难以凸显有关。
 
  三是缺失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传统对接的能力。严复于“世变之亟”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本意在吸纳经世的新工具来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希求实现西学这种新工具与中华文明传统相对接。但是,与近代中国动荡之时局相伴随,西学输入的程度,决定着中学被肢解的进度,也决定着中学被纳入近代西方分科性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的深度,从而导致了中国传统学术、传统教育在一定程度的断裂。改革开放后,一些学者深受西方研究范式的影响,在价值观、方法论、研究路径尤其是评价标准上,都缺少“跳出”西方学术路径依赖的能力与勇气。当然,在更为深刻的背景下,学者学术研究的历史纵深感不足、对全球化的资本强势推销辨析不清、学界借助西方话语范式解析中国问题的“被认同”度过高,以及对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同质性和特异性辨识度不强等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科学与中华传统文明的续接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未来路径
 
  今天,我们对于中国成就、中国道路的未来发展具有更大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信。同样地,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实现未来的创新发展,完成“升级换代”,理应有更大的学术自信和更强烈的理论自觉。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路要在高度的文化自觉基础上,摆脱西方学术殖民化的影响。所谓文化自觉,简单地说,就是知道自己民族的文化从哪里来,现状如何,应该及可能到哪里去。中国学术的历史使命必然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自觉建立与中国社会发育发展内生的总体关系,要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更多地关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现实,加强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实证研究的手段,推进中国问题的研究和破解。客观来讲,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必要引进和学习,是为了进一步丰富和加深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内涵和理论阐释能力;对西方和整个世界的研究,应有利于建构中国问题研究的全球视野和比较空间。明确了这样的学术主体性,我们不可能把社会科学在西方的历史文化和时空基础上所产生的理论逻辑进行完整“移植”,不能以此作为描述甚至解释中国问题的完整逻辑定位和唯一评价指数,更不能在被学术“殖民”中自足自娱。在学术能力和学问价值的意义上,植根于中国本土的实践价值和文化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中国语境的学术话语方式,才更有恒久的学术生命力。
 
  其次,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要在整体规划的前提下,实现有针对性的实践创新。中国社会科学界有一支勤奋聪明的学术队伍,亟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质量保障体系,确保在学科配套、人才培养、知识生产和应用尤其是学术评价等全方位全链条上形成积极的制度支持和相互关切,鼓励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话语的知识体系的良好学术导向。要针对教育领域、实践领域、研究领域的不同需要和价值取向,确立社会科学应用和评价的不同尺度与相互照应,避免不恰当的评价对人才培养和实践能力提升的干扰或隔断,才能够既保持自己学术原创的自主性,又切实发挥总结中国本土经验的积极性。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的价值指向要在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中,承担中华学术文明永续传承的历史重任。在学术发展中,如果理论研究日益功利,学术批评日趋恣意,讨论争鸣日渐失范,任何学术部门都将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现实成就。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而言,一切需要起身而做,就是要回到以讲理、科学、理性、良知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深厚土壤中。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作为一个深嵌于世界结构之中的现代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着浓郁的本土特色,由此产生的社会科学研究向度与方法同样具有独特的世界性价值。中国道路越走越宽,中国社会科学完全有责任实现“升级换代”,展示和传播当代中国对世界的学术影响力。
 

 
报道链接: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升级换代”需要文化自觉
http://***/zx/bwyc/201405/t20140501_1135194.shtml#usercons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