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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访谈特辑二十五】陈博:大学的价值与历史的局限性


 

陈博,男,祖籍江苏,出生于河南。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先后任教、学习于郑州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和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曾在上海从事多年艺术设计活动,目前担任三亚学院艺术学院院长,三亚学院、黑龙江大学特聘副教授,兼任海南民俗文化研究基地主任、海南动漫基地三亚学院研发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建筑学领域中的室内空间和景观艺术设计研究。

记者:如何理解您提出的“大学的价值与历史的局限性”?

陈博:如果我说一所大学的价值或着说特色决定于这所大学的历史局限性,一定会引起许多人拍砖的冲动。因为当大家说到心目中理想化的大学时,难道不是指这所大学代表了我们所默认的种种普世的价值观念,代表了大家津津乐道的种种耀眼的荣誉和光环吗?比如培养出了多少优秀的学者,多少杰出的政客,学生一毕业就能够进入世界五百强企业等等。难道不是吗?这些不就是每一个大学所渴望戴在头上的光环吗?

记者:这难道不是大家对大学的期待和每个大学所渴望的吗?

 

陈博:没错,这是每个大学都渴望的。这也正是我所要指出来的——当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大学,不管不顾的都奔着要把自己弄成哈佛打扮成长春藤时,其实看起来,这真的有些闹腾。历史告诉我们,当我们用抽象的绝对性代替了客观的特殊性时,得到的往往是四不像。
 

  事有至理,物有长性。这是老话,说的对。稍微比较一下世界著名大学的简介,“百年历史”、“学术传统源远流长”这样的字眼多的晃眼。什么意思?每一所著名大学都有着优良的血统。这就像一个活生生的经历无数沧桑但骨骼依然健壮的生命,在应对了无数的历史偶然性之后,他的存在本身就成为了一种长性,一种至理,一种普世价值的权威体现。新入行的教育机构,哪个不羡慕呢。
 

  但是,那些尊贵的大学是如何得到这些呢?当我们剥去各种枝蔓的表皮和概念化的结论性认识后,从每一个历史阶段具体的来分析,会看到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这些尊贵的大学,都是和他们身处的生存环境所提供的的全方位的制约性相互适应后,这些成果才成为可能。全方位的生存环境包括社会、政治、地域、经济、法制、国民教养等各种因素。所以,追问大学如何破解在发展中遇到的局限性,可能更有意义。

记者:我似乎明白一点儿了。能否请您继续讲一下这个意义具体是什么呢?

 

陈博: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想把自己弄成好的或更好的学校这种努力有什么问题(其实这里讨论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更像个大家认为的好大学的样子),而是反对忽视不顾自身的生存环境(包括社会、政治、地域、经济、道德、国民教养等的全方位生存环境)造成的局限性,而盲目的追求单一化的舆论追捧的好大学的标准。这样很容易被引入到牛拉磨的无聊游戏中。“为了建成大家认为的样子,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而为了得到更多的资源,就一定要像大家认为的样子”。

  大学所推崇的学术自由的核心即精神自由。这种“精神自由”在意的是对自身所确认核心价值的尊重,是在自身生存的生态圈中做到优秀。至少就中国来讲,不同的区域,文化、历史、经济、需求各不相同,地方性大学如果不尊重自身的各种局限性,非得都弄成清华北大那样的,那最后是当地的幸事还是当地的灾难那可就难说了。道理很简单之一——资源是有限的。举国之力可以养得起十所清华北大,那养一百所清华北大呢?道理很简单之二——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讲的就是凡事都要因地制宜。道理很简单之三——需求决定供给,市场决定产能。不能在大学的丛林中找到独有的生存之道,那就是多余的。道理很简单之四——人不能跨入同一条河里。现在的好的大学的样子,就能够是以后的好的大学的样子吗?这说不准,但可以肯定的是,能活到现在的物种,谁都不消停,都是没有间断的不停地进化着的。

 

  所以,讨论“历史的局限性和大学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教育系统本身不能迷失在舆论的洪流之中,应该回到两个原点来考虑发展问题,即教育的原点和生存的原点,弄清楚作为特定社会系统中有机的组成部分如何能够与系统相协调,才能够以历史的局限性为坐标,摆正作为教育机构它本身各种要素的排列形式与运转模式。

记者:可以这样说吗?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不同大学对照其历史局限性的坐标应该有不同的发展历程?

 

陈博:举个例子,日本是在十九世纪通过全面学习德国,从而迈入现代化国家之列的唯一一个亚洲国家。他的高等教育体制几乎是完全照搬了当时德国的模式,并且以一贯之,从生搬硬套开始,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大学特色,日本在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教育实在是功不可没。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全面考察了西欧发达国家后,也引入英美式的高等教育模式。在后来的时局动乱中,当时的教育坚持“整理国故”的文化传统,并借用了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考虑到当时的艰难时局,其取得的学术成就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无法望其项背。
 

  再看今日的美国教育。以通才教育培养出来的精英阶层,不受行业、学科之局限,不在固有的路径上亦步亦趋,在突变式的技术革命中一马当先,但是这种“创造性毁灭”在效率越来越高的同时,毁灭性也越来越大,回报都集中到了极少数精英手上,留给普通人的机会越来越少,早晚会形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此种后果的一个显现。一旦突变式的技术革命阶段告一段落,进入在新确立的轨道上按部就班的发展的阶段时,德国和北欧地区,依靠普通人中蕴含的巨大技能资源,就能够更有效的消化创新果实,把创新落实到精化生产的层面,从而获得稳定的增长。可见,教育模式是不能能够直接照搬的。
 

  当然,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都有潜在的借鉴模式用以参考。这个“原型”的选择很重要,将会决定一所大学未来的走势。像哈佛、牛津、清华、北大一直是中国大学借鉴的模本。这里讨论的“历史的局限性”的意义还在于,不同的大学在确立自身核心价值时,选定的模本是可以放在这个坐标系统中来权衡、取舍不同的要素。大学作为创造知识的机构,能够专注于教育的本分,专注于塑造自己的认同,搞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保证在自己的生存系统内做成一流,应该就是个好的教育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