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资深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沈关宝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界人士齐聚江苏吴江，举行了纪念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发表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校校领导、博士生导师沈关宝作为费孝通先生的大弟子，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博士，受邀参会并发表讲话，详细讲述了费先生当年写作《小城镇大问题》一文的来龙去脉，公开了写作期间与恩师联络的亲笔信函，以此缅怀追忆费先生。
 
　　1983年，费孝通在家乡江苏省吴江县（现在的吴江市）搞农村调查研究工作。在调查中，他看到久已萧条的小城镇，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起的改革开放大潮的鼓舞下，乡镇企业发展正发生着由衰转兴的变化。费孝通根据自己多年对农村经济调查的经验，预感到这是中国农村一次大变革的开始，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于是他将所看到的和想到的问题归纳成文，写出了《小城镇大问题》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该文论及有关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道路等多个主题，一经发表即在全国引起巨大的社会影响。
 
　　30年后，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12月12日至13日首次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其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走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的背景下，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费孝通先生在文中所阐发的观点对于认识中国真正的国情和指导当前的城市化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社会学作为我校重点学科之一，历来深受学校高度重视，社会发展学院于2005年成立至今，形成了学历、职称、年龄结构合理的教师梯队，社会学概论也成为了海南省精品课程之一；2009年，沈关宝荣获“海南省教学名师”荣誉称号，社会学团队荣获“海南省优秀教学团队”。社会发展学院践行费孝通先生的“魁阁”精神，扎根海南社会，开展海南社会调查，承担有关海南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研究，将课堂开到海南的社区、街道和乡村，为建设一个文明进步、公平公正和经济文化繁荣的国际旅游岛做出独有的贡献。

附：讲话和部分信函原件

《小城镇大问题》的来龙去脉

沈关宝

　　谢谢友梅校长。各位领导、各位同行、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非常感谢吴江区政府、中国社会学会和社会学研究所对我的邀请，使得我能够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一起缅怀和纪念费老。这个机会非常珍贵，所以，尽管我刚刚出院，大病初愈，家人不希望我外出，但是我坚持要赶来，谈谈费先生当年写作《小城镇大问题》一文的来龙去脉，以及我当时的学习感受和一些趣事。

　　当然我这样说，也有推脱责任的意思。假如我的发言里有什么毛病的话，大家可以把它归因为我的小中风（脑梗塞），敬请各位予以谅解。

　　昨天我风雨兼程来到吴江，这个我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最陌生的地方。所谓最熟悉，是指在八十年代，刘豪兴、李友梅和我一起在这里做了好多年的研究。如果在吴江档案馆查找资料，我们就住在松陵城里，晚饭后常常围着城中心的“三角井”散步，那时走遍松陵城，大约只需20来分钟。

　　所谓最陌生，是指松陵的变化太大而且太快，上一次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县级市，昨天来的时候已是苏州的一个区；上次来的时候找到目的地还挺顺利，昨天来的时候下车问了两三次才找到目的地。这样一种急剧快速的变化，我想如果先生还健在的话，他一定会为家乡的日新月异倍感欣慰。

　　当然假如费老健在，出席昨天的欢迎晚宴，吃到家乡为他准备的太湖美味的话，他会很高兴。不过我相信他可能还会跟于孟达老县长、跟梁书记、沈区长提一点小小的要求：阿好（是否可以）再上一只红烧蹄膀？的确，费先生就是喜欢吃这种传统的民间美味，正像他特别尊奉、特别崇尚民间的各种各样的资料，从中学习底层民众的创造，进而找寻中国的发展之路。可以说，这篇《小城镇  大问题》的论文就是取自民间的材料，费先生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观察者，非常忠实、理性、睿智地把民众实践活动记录下来。这也是刚才朱通华同志所谓的费老在调查采访时总是能让人感觉到他在向被采访者学习，这是先生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最高品格。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如果要成为一个大人物，光有聪明才智是不够的，真正成为大人物的首要条件是高尚的人格。我想费老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才能搭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的脉搏。

　　对于这篇文章的主旨及其影响，我已经以“小城镇大思索”为题写下了我的学习体会，请各位阅后给我批评赐教。这些内容就容我不多说了。

　　那么，我今天要说什么呢？这里我准备了一个PPT，打算谈三件事情。

　　第一，费老是怎么构思这篇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大文章的？请看费先生在次年4月8日给我的信。这封信一共有两页，其中一段是他对未来研究的规划，按照先生的原话说是要“开辟战场、综合规划”。费先生曾要求刚入社会学门槛的我要在震泽做长远打算，并作为自己一生的研究方向。在信中，费先生说：“江村——震泽——吴江——苏州市——上海经济区江苏部分——上海经济区这是一条线。然后再说农村接着小城市，中城市苏州，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这是另一条线。从乡土社会到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这又是一条线，每条线都包含着从基层细胞，即家庭起，分血缘、地缘、业缘分别扩张而形成，层层的结构。各缘内又交叉重叠，构成各种模式，我们要大题小作，用具体的事实，生动活泼的有骨有肉的把这个大网络表现出来，这是一生的事业”。他还关照我，“对此要煞费匠心，耐苦耐劳的经营创造”（参见附件一）。费老在这里所说的三条线以及社会群体的分类结构，是他煞费苦心、劳其一生所创造的关于中国城乡巨变的理论构思。所以，小城镇之所以是个大问题，绝不是费先生突发奇想地在一次会议上的信口开河，而是像他在信中所说的那样，是几代人为此奋斗下去的社会学研究大事业。

　　第二，我想简单谈谈，费老是怎样具体酝酿这篇文章的？昨天晚上，李培林院长问我这篇论文是不是费先生在南京会议上的一次发言？我给出的回答：是，又不全是。所谓的是，说的是在30年前的9月21日，费先生在南京小城镇研讨会上做了近2小时的发言，谈及他在论文中的所有重要观点。而所谓的不全是，说的是费老的这个发言是经过近两年的思考与准备的。早在1982年，费先生就要求我深入吴江的七大镇、三小镇做包括人口、功能、类型和历史变迁等方面的调查。同时还有刘豪兴、李友梅以及江苏社科院的研究人员所收集的研究资料，都寄给先生阅读。费老在1983年8、9月份的来信中所谈到的“阅读吴江资料”就是指这些调查报告（参见附件二、三、四）。

　　在阅读这些材料和报告的过程中，费先生还经常会提出一些问题与我们进行口头与书信讨论。纠正我们的不少错误或疏漏。比如吴江三小镇之一的横搧（shan）镇，我调查时听人反映说有可能与“长毛”（指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兵败留下来的移民有关。所以，我起初把它作为一个移民镇。可当我向先生汇报时，他严肃地指出移民一说只是道听途说，费老对我说，你没有历史学的功底，没有任何考证，就枉下结论，是不可靠的。同时费先生又十分欣喜吸纳我们这些当年的年青人的实证研究结论，如宋林飞会长关于乡村剩余劳动力的计算结果、李友梅的家庭和外来媳妇调查和刘豪兴的江村副业统计等，以及我本人关于城镇人口变迁的报告，尽管这些研究都显得很稚嫩，但费先生像吸收民众的实践创造一样，一一采纳进他的论文。由此足见费先生博大的胸怀和严谨的学风。

　　费先生在此期间不仅看大量的材料，作大量的思考和准备。同时他还十分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与我们讨论他的看法和观点。为此，还导致我遭遇被扣押的不测和先生写准见字条的趣事。在先生8月份的信中，他说到自己将于9月上中旬前来上海参加全运会开幕式，故希望我在此期间留在上海等他（参见附件二）。为什么要我等他呢？那是因为我手头除了寄给他的资料之外，还有很多资料在我零碎的记录里面，要向他汇报讨论的。然后先生在9月3日再次来信，说又有点变化，全运会16日召开，他将于14日来上海。还说他希望在机场就能见我。而且告诉我说，他乘坐的飞机航班号是1501。我以为那是普通的班机，于是就到虹桥机场去迎接先生。当年的虹桥机场还很简陋，停机坪与接客者之间仅仅隔了一道铁丝网。然而费老信中所说的并不是一架普通航班，而且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的专机。这批领导下飞机时，当我看到费老、阿沛阿旺晋美等人一起走出机舱时，我就举手示意，并大声呼喊先生，希望引起他的注意。然而还没等我叫出第二声。旁边两个彪形大汉就扭住我双手，把我关到机场派出所，扔在一间房子里。我也没有办法，先生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从上午10点半左右扔进去直到下午2点钟，才来了一个小警察，责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说我是不是想搞破坏？后来我才知道，警察见我举起手来，还以为我要扔炸弹什么的，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才将我扣押进派出所。我告诉这个小警察，我不是坏人，我是费孝通先生的学生，我要与他见面、汇报讨论。我还把费老的信拿出来给他看。小警察拿了信去找他们的领导，不一会儿所长和指导员都来了，说对不起，我们误抓了你，现在为了补偿，我们派一个警车送你到领导人那里去。于是，我一路顺风来到领导人下榻的静安宾馆。见了先生，他问我何故来迟？听了我说的趣事后，先生就顺手拿起一张宾馆的便笺，写下：“请准复旦大学讲师沈关宝同志进门见我”。在签上自己的姓名之后，费先生又以其特有的细腻写下“在沪期间有效，611房间”（参见附件五）。费先生写此条的用意自然是希望我能多去见他讨论，能进出自由。这是《小城镇大问题》创作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由此可见，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加上博采众长。然后，在南京做了一个比较集中的发言，发言以后我又帮助先生整理成文。我不知道培林院长是否满意我这样的一个解释？

　　《小城镇大问题》一文发表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我想我们很多的研究者都会对它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有所阐发。这里限于时间我就不多说了。

　　第三，我想说的是论文发表之后的事。次年，即1984年1月27日，我又收到了费先生的来信，信很短，信里夹带了一笔款子（65元）。费先生说那是《小城镇  大问题》的稿费，共130元。先生说：“我们按劳取酬，各得一半，这样我才心安，不得“抗命”，买点东西给小淘气（就是我的儿子，当年4、5岁），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吃点补品，如蜂王浆之类的”（参见附件六）。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叮嘱呢？一是，他曾当面对我太太说，他经常抓我差，令我顾不上年幼的孩子。现在去买点东西聊作弥补。二是，先生觉得我很辛苦。费老的讲话是在21日，22日我们回到庙港，在庙港他和时任江苏省委政研室的朱通华主任一起写字吟诗，所谓“万倾一沙鸥”、“夜来数渔火”等诗句就是先生当年情感的抒发。

　　而我则在那几天里伏案整理，晚上通宵怕瞌睡，就抽先生关照当时庙港乡的书记徐胜祥为我买的中华烟。经过大约2个晚上和一个白昼的起草，24日的清晨，我就将这篇论文的初稿置于先生的案头。然后费老拿回去再自己修订，最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所以，他觉得我开夜车开得多了，要买一点蜂王浆之类的东西进补。

　　最后，我愿意相信如果费老今天还健在的话，看到我们吴江家乡的人民有这么超出他自己预计的社会实践，使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我想他一定会很高兴。当然我在跟随先生读书期间也有很多的失误，甚至有重大的失误。故而，尽管自己已年逾花甲，但还想在有生之年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希望能够弥补一点。以便将来可以在天堂里与先生再相见。

    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沈关宝（1949--），上海人，费孝通大弟子，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博士，三亚学院资深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注：该文是沈关宝教授在吴江纪念《小城镇大问题》发表30周年会上的讲话。

费孝通与沈关宝的部分信函原件


附件一（上）

附件一（下）

附件二（上）

附件二（下）

附件三

附件四（上）

附件四（下）

附件五

附件六

 

（编辑：袁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