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朱学勤是1977、1978年参加两届高考的学子之一，他说自己是抓住了历史的尾巴，赶上了“老三届”和全面恢复高考第一批的末班车，是个坎坷的“幸运儿”。

　　在全面恢复高考30周年之际，朱学勤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他强调，中国人总是习惯用代际更替来寄托社会文明、政治文明演进，但是代际更换再多，也不及一次正确的制度选择。

　　历史的不公

　　《第一财经日报》：1977年恢复高考，这一事件对当时那批有幸成为天之骄子的人的命运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朱学勤：我们这一代人命运分化，第一次是1976年前的回城大潮。能够回到城市的人肯定比留在农村的人要幸运些，并且从此拉开了差距，而回到城市的人进入不同的单位又彼此拉开了差距。

　　但这些差距都是量上的差距，真正质的差距，还在于1977、1978年的高考，考上的人跟没有考上的人之间拉开的差距。

　　今天，当年这一批高考考上的人中，一小部分进入了学术机构，其中80％~90％获得高级职称，目前大多是各级学术、教育机构领导人；10％~20％的人进入了政治管理阶层，大部分人已经成为局级干部，少部分进入了部级；更多人进入经济领域，成为企业家或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他们对当下社会的贡献，比前两者加起来还要多。

　　人文优势

　　《第一财经日报》：正如你所说，当时参加高考的那批人，现在都已经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我们还注意到有的已经或即将登上重要的领导岗位。那种特定环境下的教育对中国未来的领导理念还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朱学勤：我不赞成把较多的希望寄托于进化式的代际演替。一次正确的制度选择，胜过十代人的代际更换。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以谈一点这一代人的特点和命运。改变中国的不是哪一代人，而是制度层面的突变。最明显的一个突变，是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

　　下一个五年，或下下个五年，接力棒正逐渐转到77、78级这两届的大学生手中。各省省长、省委书记已经开始出现这一拨人，接力棒已经开始传递。

　　我们这一代在自然科学领域没有优势。自然科学黄金年龄是30~40岁，而我们都被中断过正常教育10年以上，这一中断是无可挽回的。

　　在人文与社会学科方面，这一代人经历过大起大落，早期在城市中接受红色教育，之后被抛到农村，看到社会真实的一面，此后再回到大学。
　　
　　自然科学很快就会被后一代人超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则看有没有毅力和胆略，把我们所经历的大起大落、在底层所获得的真实认知，突破学术体制的束缚，真诚勇敢地表达出来。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许会出现一个思想小高峰。如果放弃这一叙述，而是被目前的重点课题、学科基地以及无数报表淹没，这一代人凝聚的特殊记忆同样会被遮蔽，打几个泡沫就过去了。历史上这样的代际更新并不罕见。

　　而在社会管理方面，这一代人有一个长处，他们都有过一个被教条意识形态蒙蔽，而又突破蒙蔽的青春期，能够更接近本能地面对真实。

　　正确的制度选择

　　《第一财经日报》：邓小平曾提出了很多有前瞻性的思考，并作出了很多英明决定，在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中，恢复高考应该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朱学勤：邓小平改革思路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当时还处于“凡是”派的桎梏下，1976年提出恢复高考当然了不起，但也是邓小平在1974年提出“三个整顿”的延续。那是“恢复性改革”，恢复“前17年”。只是由于如此多青年突然获得高考机会，之后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对这一代人历史命运的影响，远远超过当时“恢复性改革”的简单设想。凡有历史影响的东西，是历史发展所赋予的。

　　到上世纪80年代才发现，仅仅恢复“前17年”远远不够，必须打破思路，突破限制，又经过很多起落，才走到了今天。

　　1977~1978年，邓小平在中国主要有三个举措，一是停止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逐渐走出计划经济，这才是“纲举目张”；二是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亿万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下逐步挣脱出来；第三才是恢复高考，把上千万青年引到学习轨道上来。

　　恢复高考的影响力当然很大，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第一个举措。故而我才那么强调制度选择，一次正确的制度选择胜过十代人的代际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