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十年文革的折磨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那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于是，1977年便成了中国才子们的狂欢年。 

　　招生改革计划搁浅

　　1966年，文革爆发。

　　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年代里，高考制度也没能幸免。那一年的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通知，声称以往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5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开始以更激烈的言辞来抨击高考制度，宣布要将它“扔进垃圾堆里去”。高考终于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全国高校停止招生。

　　1972年，招生工作恢复，但这一次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取消文化考试，从此，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推荐选拔制度开始正式实行，这种制度招来的工农兵学生，素质普遍不高，有的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大学教育面临危机。

　　1975年1月，文革初被打倒的邓小平恢复工作，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着手对各方面的整顿。9月26日，邓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表达了对当时招生办法的忧虑，他说：“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都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一句金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不久之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他改革招生制度的想法终于没有实现。

　　教授呼吁重视生源

　　1976年，文革结束，十年的浩劫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人才断层，邓小平对此忧心忡忡，1977年5月的一天，还没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

　　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但是，由于教育部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受“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束缚，并没有超出“四人帮”定下的条条框框，到会多数同志非常灰心，甚至严重不满。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一开始，他便自告奋勇主管教育科技的工作，8月4日，在他提议召开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在座谈会上，有人讲到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

　　会议气氛热烈，讨论激烈。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他言辞激昂地说：“从今年起就改进招生办法，再也不能忽视新生质量了。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都情绪激昂地讲出自己心里憋了多年的话。他们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邓小平当机立断：“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会议开到这里，邓小平同志即向大家表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高考制度重新恢复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建国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会，会期45天。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1、毛主席在“七.二一指示”中说“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

　　2、“文革”中考试被说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对贫下中农专政”，现在是否可以恢复考试？

　　3、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

　　4、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终于，小平同志发了脾气，他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现在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招生会的形势很快扭转。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高考制度恢复了。

　　胡风儿子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通过媒体发布之后，一下子搅动了天下士子的心灵。一位78级学生描述说：“当时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就连那些曾经地位极其低下，甚至一度被呼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也预感到他们命运即将出现的变化。经邓小平亲自修改的政审条件，几乎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当时，著名记者范长江尚未平反，他的儿子范东生担心自己不能参加高考。后来，已经是《华声月报》社社长的范东生回忆说：“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

　　作家胡风当时还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了高考的资格。

　　全国人民尤其是文革以来被严重耽误了前程的几代青年，得到了高度鼓舞，他们要找回他们失落在运动，失落在农场、田野工厂和军营的青春，踊跃到所在地区或单位报名，要求参加在这十年中早应参加的高考。

　　全国试点选在百色

　　据统计，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中国青年多达1000余万人，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最大的则有三十六七岁。一些82届毕业生回忆，在当时，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长者对年幼者说“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

　　最终参加这届高考的考生，据统计一共有570多万，这就给国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对于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如许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邓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考生们总要出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大家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因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1977年冬天的考试，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考试。每个省都有一个试点，考试科目也比现在少。全国的试点选在广西自治区的百色地区。这并不是因为邓小平组织过百色起义，追求什么纪念意义，而是觉得百色比较偏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问题能暴露得充分一些。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招生比例29∶1

　　按照一些82届毕业生的说法，当时的考题其实并不太难，一个现在的合格中学生都可以轻松地考个好成绩。但是，对于当时一些中国青年来说，这却无疑是比上刀山下火海都难的事情。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很明显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事物，有很多人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报名参加这一考试的，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用以替补这台庞大的机器身上严重稀缺的零部件。

　　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2∶1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