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新闻，尤其是当北大这样的国内知名高校牵涉其中时，总会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此前，北大在率先进行自主招生、大类招生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改革时，都引发过公众的热议。

　　这一次，当北大11位教授的联名信和周其凤校长的回信公布在北大新闻网后，再一次引发热议。一些人质疑：在招生过程中增加申请和面试的环节，究竟有没有作用？能否摆脱“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与束缚，拔擢出真正优秀的生源？

　　更多人担忧，在本科招生频频爆出不公平的丑闻后，这次倡议的改革如果真正付诸实践，会不会又多出一条腐败的通道？而且，增加了面试环节，会不会对相对来说不那么见多识广的农村学生不利，从而使一流大学中本已处于弱势的农村生源进一步减少？

　　11月9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北大，对数位参与联名建言的教授进行采访，听他们详解写联名信的初衷及对改革目标的设想。

　　摆脱“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

　　“我从2003年起开始参加招生工作，当时就觉得这个制度需要改革。”该信联名签署人之一的文东茅说。

　　身为北大教育学院院长的文东茅认为，在当前本科招生体系下，唯分数取人是最容易的，也是最不用负责任的招生方法，“因为高考成绩一出来，按分数从高到低录取，谁也没法指责你。北大推行改革，反而增加了学校的责任”。

　　“但唯分数取人不是高校招生，是统计成绩的机器在招生。”文东茅表示，这样“一刀切”的做法是高考最受诟病的地方。

　　他认为，以简单的一两分之差作为判断录取的硬性尺度，而不考察学生的兴趣、志向、习惯等重要素质，是现行高考招生录取制度最大的缺陷。“高考科目是有限的，但是人的知识是无限的，高考没法全方位考察。比如，有些同学对新闻感兴趣，它不考；对考古感兴趣，它不考；对国际关系感兴趣，它也不考；理科学生有对科技史感兴趣的，他们也不考历史……应该有另外的渠道给学生全面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文东茅说。

　　联名签署人之一、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对文东茅的看法表示认同。他说，恢复高考制度30多年来，高考制度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选拔人才应该有更加多元的渠道。“我们觉得，30分以内，水平不一定会差很大。差50分是水平问题，但二三十分差别不大，有时候一道题就有二三十分。在这个分数段，大家学习能力差不多，但其他方面就考察不出来了。”

　　联名签署人之一、北京大学化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高松表示，联名信呼吁给予大陆的高等学校和广大考生以更多的双向选择机会，但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分数是重要的评价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把高考的分数作为一个基准，只要超过一定的分数线，再以专家群体进行集体面试的方式进行录取。考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报自己真正喜欢的学校和专业，而不是受环境与舆论的压力，一味追求某些自己并不了解更谈不上热爱的专业。”

　　但在招生过程中增加“考生提交申请和多学科专家团队面试的环节”，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吗？

　　文东茅告诉记者，本科招生面试并不是新事物，事实上，国外一流大学都这么做，香港高校也一直这么做，我国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招生也是这么做的，“这既然是世界著名大学通行的做法，那为什么大学本科不能做呢？”

　　对此，联名签署人之一、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也介绍说，入校前面试在国外高校很普遍，是本科招生的重要环节，有些高校甚至还委托学生所在地区的校友进行初步面试。

　　高松说，在上世纪50年代初和以前，我国也实行过各个高校的自行招生。

　　文东茅认为，增加面试环节可以加强对学生求学意愿、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考察，“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讲，应该在高考基础之上，有一个弥补措施，给学生一个展示的平台。而且，我们也希望引导他们在强调高考分数之外，还注意一些其他的东西”。

　　他同时指出，面试也是学生跟面试官、跟高校相互了解的过程，双方可以相互选择。

　　但文东茅强调，增加面试环节绝不意味着抛弃高考另搞一套。相反，这一改革是以高考为基础的，会充分承认高考的价值和作用。“一来高考确实有选拔功能，二来它是保持公平的基本门槛。”

　　张颐武也表示，他不认同现在有些人所持的“要把高考抛弃掉”的观点。“高考这道防线还是我们最宝贵的诚信资源，也是中国教育体制赖以运转的非常重要的支柱。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考制度上面再用这种方式来选拔，可能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是非常重要的方式。”

　　文东茅说，如果这项改革真正实行，进入面试圈的学生也顶多比原来低10分左右，不会低到20分，“必须达到一定的分数线，才有可能进入复试圈”。

　　“没有最完美的方案。”张颐武认为，这项改革不是很激进，而是“很温和的”，如果达不到基准分数线，什么都免谈。但这项改革既尊重了高考制度，又摆脱了“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应该说兼顾了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