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以人才名义被北京市授予绿卡“居住证”者，多年后其子女却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由此造成有的绿卡子女以自杀相抗。

　　对该政策意图，有关部门的解释是：担心绿卡子女挤占北京户籍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绿卡”子女高考苦

　　酷热7月中，2009年高考生李莉从户籍所在地河北保定回来就缩在北京家里，阴沉着脸。她的父母回忆，当时都不敢跟她说话，气氛令人窒息。

　　6月底，河北三档高考分数线公布，李莉就痛哭了一场，“只考了480多分，上了三本线”。

　　“三本”意味着李莉只能选择报考学费高昂的民办大学或“院中院”，这与当初的理想“人大新闻系”差距悬殊，而当年北京班同学多半能读重点名校。

　　造成这一差距的是，在北京就读了十年的李莉因父母持“绿卡”(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而非北京正式户口，失去了在京高考资格，不得不突然回到完全陌生的原籍保定小城插班学习，教材内容不同，进度不一，听不懂，跟不上，李莉从北京的重点中学尖子生成了保定的差生。

　　高三一年，李莉深刻体验了保定和北京教育的“两重天”，尽管保定距北京只区区一百多公里。

　　在北京，她沉浸在素质教育温床。她考上艺术团合唱队，多次为国家领导人和外宾演出，出国到欧洲、新加坡、泰国等地交流访问；担任学校电视台节目主持，为外研社录制英语教学片。

　　在保定，一切都跟着考试大棒转，她感觉掉进了“冰窟”。晚自习不允许上厕所，谁上厕所就罚站一星期，最郁闷的是连戴个彩色发夹也被管生活的副校长当众训斥，“她天天打电话哭诉。”她的母亲说，“我们每两个星期就请假陪她，做心理疏导。”

　　而去年参加高考的杨光，母亲侯女士则选择了不计成本从外企辞职，陪女儿回老家四川江邮县备考，“当时环境很恶劣，老家距离震中北川15公里，房子裂了大缝”。

　　因与北京教育的诸多差异，杨光也是从倒数一二名往前追，最终考了533分，考取了上海体育大学体育新闻系。尽管和北京同学比差了一大截，但侯女士仍“如释重负”，“能上大学不错了，50%的“绿卡”孩子一个人回了老家，最后啥也没考上。”而北京今年的高考录取率预计可达79.5%。

　　之所以选择上海学校，是因为杨光不愿再回京读书，她写文章表达对北京的不满：“这座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欺骗并抛弃了我。”

　　据北京市教委统计，北京现有“绿卡”人员两万多人，包括家属4万多人。2009年参加高考子女700多人，16岁到19岁有2723人，其中19岁428人，18岁727人，17岁863人，16岁705人。

　　而2008年，一名一直在京上学的女孩，因参加北京高考报名受阻服毒自杀未遂。媒体报道中引述女孩班主任的话：“这个女生平时好好的，但只要涉及户口，她就情绪低落，不愿意说话。”

　　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称这些孩子是“被抛弃的群体”。由于现行的“学籍+户籍”高考政策，这些“移民二代”正成为没有未来，也没有归属感的“无根浮萍”，他们既不能融入当地城市主流参与公平竞争，又难以回归原籍，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趋于边缘化和被排斥化。

　　“在京高考权”难落实

　　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俞学文和周洪宇，北京市人大代表韩志军等，先后多次在全国人大、北京人大会议上提出议案，建议允许“绿卡”子女在京高考。

　　自2005年起韩志军多次“上书”，2009年北京“两会”是他第5次提出相同提案。

　　1999年，北京市人事局出台“绿卡”制度，凡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者，在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受北京市民待遇。“绿卡”甫一出世就吸引了数以万计全国各地人才云集北京，以中关村为核心的海淀区，“绿卡”族最集中。

　　2003年6月，北京市人事局正式出台《关于实施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制度若干意见》，明确规定：持《工作居住证》满3年经聘用单位考核推荐，并符合年度人才开发目录要求的，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手续。

　　但持“绿卡”者焦虑地发现，“三年之约”并未按规定兑现，其具体考核标准细则至今也未出台。“绿卡”制度中的有关子女受教育“享受市民待遇”这一条，可以参加中考，却在高考上是“双重标准。”

　　许多“绿卡”家长的孩子已面临高考，但北京人事局网站上关于“绿卡”转落户的测评系统，6年来一直只显示“在建设中”。

　　直到2009年4月，北京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网站突然发布消息：“绿卡”在30天内完成年检。很多人错过这一时间，“绿卡”被冻结。

　　2008年初，教育部出台的“招生工作规定”对考生户籍限制作了适当放宽。上海、天津、深圳和广西等地，遂允许持有《工作居住证》一定年限人员的子女在当地高考。据悉，上海协商解决此问题牵扯了18个单位。

　　2009年，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在“两会”上提交了《关于放宽户籍对高考资格限制解决社会矛盾的建议》。

　　俞学文建议进一步放宽户籍对高考资格限制。借鉴上海、天津等地的做法，可按照居民在当地工作、居住和纳税的年限或者子女上学年限等条件来划定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