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推荐在美国也不是主流

　　●对于美国名牌大学和大多数一般高校而言，包括中学成绩和标准化分数在内的学术成就，始终是最重要的录取指标。推荐信只是众多评价材料之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参考依据，更不存在“中学校长推荐上大学”的做法。

　　●北大改革的当务之急，恐怕在于严格控制试点规模、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推荐标准、建立有关人员问责制等。肩负推荐重任的中学校长们，值得深思的则在于提高自身的公平意识与责任感、强化品牌意识与危机感、抵御权钱的侵扰与诱惑。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若玲

　　11月8日，北京大学正式对外公布实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后，“北大”和“中学校长推荐”迅速成为社会聚焦的两个词。这一改革方案引发了十分对立的两派观点：支持者认为此举体现了北大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创新勇气，有助于消除“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反对者则认为，一方面，北大用什么标准确定具有推荐资质的学校和校长名单，有人为因素，另一方面该举措会扩大中学校长手中的权力，给权力寻租制造空间，容易导致招生腐败。支持者主要来自部分高校的招生人员和一些中学校长，反对者则包括社会各界民众尤其是与高考改革密切相关的学生家长们。从舆论的力量看，反对者大幅度超过支持者。

　　一般认为，“推荐信”是舶来品，有些人甚至误认为在国外，学生经由中学校长推荐可以直接上大学。的确，在美、英、法等教育发达的欧美主要国家，推荐是高校录取的环节之一。但他们的做法与我们想象的有不少出入。以美国为例：

　　首先，并非所有的大学都倚重推荐环节，大学之间对推荐信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一般而言，入学申请录取率甚低、竞争激烈的名牌大学，对推荐信比较重视，希望借此了解学生的学业素质、发展潜力、进取心、特殊才能及个性特征等；而入学申请录取率较高的一般大学，对推荐信并不看重，主要倚重学生AI（即“学术指数”，由中学成绩和标准化统一考试分数共同确定）的高低来决定录取；实行开放入学的社区学院等，则只需学生提供高中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证书即可入学。

　　其次，推荐信的作者一般是中学教师而不是中学校长。通常，大学要求的推荐信有两封，分别由学生高中阶段主要科目（如语、数、外、自然、社会等）的任课教师（最好是最后两年的任教者）所写。有的学校还规定，如学生认为有必要，也可提供这两封以外的额外推荐信供参考，例如由学生曾服务过的雇主、业余爱好的教练、所在社区的宗教领袖、朋友甚至家人等所写的推荐信（因此，不排除中学校长本人以朋友、家人等身份为学生写推荐信）。作为常青藤名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甚至要求申请者提供一份类似于推荐信的同龄人的评价材料，因为同龄人的视角通常与教师和其他推荐者有所不同。额外推荐信一般被建议不超过两封。

　　最后，中学校长在大学录取环节的“发声”渠道是中学报告而非推荐信。中学报告是大学申请者必须提交的材料之一。各大学所要求的中学报告繁简不一，内容一般涉及学生所在中学的基本情况、学生的学术成就、课外表现、学习动力、潜力、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等，既有客观选择项，也有主观报告项，由申请者所在中学的校长或升学顾问填写。报告通常要附上填有课程名称和分数的正式成绩单（由校长、升学顾问或中学其他官员填写并寄送）作为佐证。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高校录取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是评价标准多元。他们希望通过多元的标准，录取到或全面发展、或特长突出的最合适的学生，从而构成一个来源丰富、特色多元的优秀学生群体。因此，录取评价所依据的材料也非常丰富。各种材料既可以相互印证，又可以多视角地勾勒出申请者的整体形象。然而，对于美国名牌大学和大多数一般高校而言，包括中学成绩和标准化分数在内的学术成就，始终是最重要的录取指标。推荐信只是众多评价材料之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参考依据，更不存在“中学校长推荐上大学”的做法。

　　笔者认为，北大探索“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改革值得鼓励。但由于以往的“保送生制度”一度异化为“荐良不荐优”，甚至变味为更恶劣的“推劣不推良、送官不送民”，以至于中国的民众一听到“推荐”二字便难免忧心忡忡。这对于北大的改革无疑有积极的警示作用。面对民众的疑虑与担忧，北大改革的当务之急，恐怕在于严格控制试点规模、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推荐标准、建立有关人员问责制、完善舆论监督的透明化等。肩负推荐重任的中学校长们，值得深思的则可能在于提高自身的公平意识与责任感、强化品牌意识与危机感、抵御权钱的侵扰与诱惑。北大的“推荐制”改革，既需要自身小心谨慎地迈进，更需要民众和舆论的积极监督与献计献策。只有群策群力、审慎周密，改革之路才能越走越宽。